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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牛郎织女》的爱之困境

2010-04-21 15:25:11 来源: 网易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

在《阿凡达》的中国票房突破12亿之际,好莱坞大片又一次在中国电影市场打了胜仗,“80后”成为观影的主要人群。人们都愿意花上2小时43分坐在环境舒适的电影院里,看着日益增大的电影银幕上演的视觉奇观。回想早期电影如何煞费苦心“真实地记录生活”,不得不感叹电影产业发展之迅速。然而偌大的影院里座无虚席,身处其中的我们任由精灵族带领着北欧神话牢牢吸引住我们的视线。走出电影院,与此相关的奇幻网络游戏也逐渐占据了我们的生活。

陶醉在异域文化的氛围里,《牛郎织女》这么个老土的名字根本不具有任何吸引力,电影海报上,站在低矮的蘑菇塑像之间,遥望远处现代化都市的白衣少女离我们又是如此遥远。有多少人愿意关注这样一个女孩的生活,它安静得就像是一种怀旧,摘下厚厚的3D眼镜,在我们内心中已然构建起的高楼大厦对面,一个女孩正在悄然成长,真实得就像我们的影子。看到这样一部朴素却深刻的影片是值得庆幸的,我想尹丽川导演的这部电影像是一部x光扫描仪,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只有最简单的黑白构成的身体内部,和那些在成长的隐痛中尚未发现的病症。

一、 传说

重新去关注“牛郎织女”这个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,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让人肝肠寸断并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。每到农历七月初七,在秋夜天空的繁星当中,织女会身着轻罗衣裳,踏上鹊桥,与牛郎相聚。这个传说也演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节日——七夕情人节,在年轻恋人们心中具有重要地位。电影虽然取了《牛郎织女》这个名字,却看似与传说却并没有太多交集。如果说大萍和陈进这一对生活在城市低层的年轻恋人,构成了牛郎织女的关系,且不论中间闯入的第三者海丽,陈进在影片中途就抛弃了怀孕的大萍“逃跑”了,他同时带走了影片中的全部“爱情”主题。似乎唯一与传说拉得上关系的就是大萍“织毛衣”的动作,大萍成为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“织女”。但是在“牛郎织女”这个凄美华丽的爱情故事之中,是否具有其他意义呢?

“大河之东,有美女丽人,乃天帝之子,机杼女工,年年劳役,织成云雾绢缣之衣,辛苦殊无欢悦,容貌不暇整理,天帝怜其独处,嫁与河西牵牛为妻,自此即废织紝之功,贪欢不归。帝怒,责归河东,一年一度相会。”这是南北朝时代的《述异记》中关于“牛郎织女”的一段记载。这个版本的织女是天帝的女儿,由于牛郎织女婚后贪图享乐,“废织衽”,因而激怒了天帝,受到惩罚。在我看来这比我们所熟知的纯爱故事更具有悲剧气氛。纺织作为中国古代只属于女性的责任,在“木兰从军”的故事里也有所体现。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花木兰在从军前同样是一个“织女”,但不同的是,花木兰选择了替父从军,而织女选择了牛郎。这或许代表了中国古代女性所做出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——或者奋力逃脱自己的女性命运,用扮演男人的方式与男权社会对抗;或者选择依附于男人,丢失了自己的生存技能。

二、 “织女”的两次困境

在这个意义上,《牛郎织女》确实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依靠“牛郎”的“织女”。影片开始时,大萍就已经与陈进同居在一起,两人在公交车上做爱之后,紧接着就是大萍的流产,她坐在摇晃前行的公交车内,默默看着自己手上的血。影片在开头的段落内就塑造出一个隐忍疼痛的女性形象。“流产”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,不断地强调着大萍的“女性”性别。随后的大萍始终以一个尚未成长的小“憨妹”形象,被陈进保护着。到这里,大萍还尚未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地,陶醉于爱情中的她还做着甜蜜的梦,认为依靠这个男人,就是她的整个人生。直到海丽出现犹如一盆冷水,让她猛然清醒过来。不会做菜、不会做买卖也不懂卖弄风情的大萍显然输给了海丽。她在远处默默看着海丽与陈进打牌、嬉笑,好像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。大萍认为是靠山的男人第一次显得不可靠起来,她也必须面对一个难题:如何依靠自己生活。她去饭店做服务员,然而笨拙的她却因为一个小失误丢了工作。她只好在好友的帮助下,套上了性感的裙子,重新做回陈进的女人。这一次出走的尝试显然是失败的,始终与陈进在一起的大萍并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

大萍回到家中,海丽变得越加放肆,不但对她做的菜指指点点,还干脆搬到了他们的隔壁,陈进对海丽的纵容加剧了大萍的危机感。如果说神话中的天帝造成了“织女”的困境,那么在电影中,海丽便是引发一切矛盾的直接根源。与传说中一样,大萍开始重操织女的“老本行”, 这一动作代表着大萍想要独立的决心。她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个做清洁工的工作,尽管这份工作又脏又累,但大萍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。她终于品尝到胜利的喜悦,当着陈进和海丽的面,傲慢地把一沓钱交到房东手里。独立后的“织女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生活的主动权。

随后海丽生病被接回老家,生活重回到从前。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,然而生活并非童话。如果说海丽的出现造成了大萍的第一次困境,那么“怀孕”则导致了她的第二次困境。这一无法避免的生理现象再一次把大萍掷回女性的角色,重振了男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然而陈进却在此时逃走了。怀着孕的大萍无法一个人生活下去,她试图靠卖针织衣物谋生,却以失败告终。拯救的希望仍寄寓于一个男人,但陈进却再未出现。大萍给老家打了电话,从她与弟弟的对白中我们获知,那个曾经给她庇护的家已经无法再给她任何帮助。绝望中的大萍背着没卖出去的围巾缓缓走回家,猛然跳进一个深深的大坑里,然而孩子仍安然在她腹中。大萍躺在坑里,看着逐渐暗淡的天空。她躺在大坑里如同躺在无法逃离的女性困境之中,远比第一次所面对的困难更加致命。

三、 不稳定的三角关系

影片中陈进、大萍与海丽无疑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。而唯一的男性角色陈进便是其中的支点,他同时作为这两个女人的生活依靠。于是影片中出现了一男两女共处一室这样的格局,并由此引发了大萍和海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。相对于大萍,性格像四川泡椒一样的海丽是强势的,容颜渐老的她早已明白凭一己之力无法生存,便认定了陈进这个靠山。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总是坚强的,可也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女性的弱势。海丽是另一个版本中被迫独自生活的“织女”,既然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,她随遇而安,尽力抓住每一颗救命稻草。

陈进在三人的关系中被夹在中间,表现得软弱无力。这个男人的力量在影片中是被不断削弱的,最初的司机工作还能勉强支持家用,但失业后他只能依靠海丽做非法的小买卖,还被杂货店老板打得鼻青眼肿。他们被公安局查处之后,罚款也都是由海丽交齐的。然而面对奄奄一息的海丽,交不上医疗费的他害怕了,威胁着海丽要把她扔到外面,被大萍所阻止。男人的软弱和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,他始终不能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支点,这一点在影片中被有意的强调出来,直到最后让陈进彻底消失。在危难时刻,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在相互支撑,而男性是缺席的。

当大萍躺在土坑里,她听到的是海丽的呼唤。尽管之前的她与海丽处处作对,但毕竟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,那时的她已深知生活的不易。作为一种回应,海丽向她伸出援手。此时的两人虽然还在争吵,但争吵的背后透露出生活的辛酸。镜头切到一个昏暗的远景,摔断了腿的大萍被海丽搀扶着走出大坑。

生活仍然要继续,大萍和海丽生活在一起,两个女人间构成了一种新的平衡,这种平衡只基于爱和理解之上,基于女性共同的遭遇之上,却看似比原来的三角关系更加稳定和坚固。

四、 女性的视点

我并不想把这部电影归类为单纯的女性电影,因为归根结底,取得胜利的是人类天性中的善,是人和人之间的温暖与相互支持。尹丽川导演也显然没有拍一部女性电影的自觉,她所关注的是生活中流露出的真实感情,但身为一个女性导演,她首先是从女人的视角观察生活的,因此影片中女人和女人的感情纠葛才显得格外细腻和真实可信。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整体呈现是冷静、不动声色的,没有刻意的煽情和卖弄技巧,没有过多的台词,冗长的情节,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嘎然而止,好像轻描淡写地叙述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。但包含在其中的情感力量又使我们看到导演倾注于人物身上的爱怜。或许大萍的经历是具有代表性的,是每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,即如何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独立的位置。如果说这部影片从叙事角度上说是一部成长电影,那么尹丽川就如同一个注视着自己孩子成长的母亲,其中关切的力量永远大于责备。也许正因为此,影片才有一个温暖的结局,海丽在菜市场里卖鱼,大萍在旁边哄着孩子。三人都带着大萍织的粉色帽子,俨然成了一家人。

《牛郎织女》的故事就这样源自一个民间传说,却在现代都市的角落里静悄悄地上演。在0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,《牛郎织女》在“导演双周”单元展映,这也使尹丽川成为入选戛纳的首位华人女导演。相比于尹丽川的第一部电影《公园》,《牛郎织女》的确在叙事和导演手法上都成熟了许多。尽管它还有不完善之处,但这无疑是女性题材一次成功的尝试。这种需要沉下心来静静观赏的电影可能并不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,但它却在飞速发展、日益革新的电影大环境中提醒我们,不要忘记生活的重量。

(本文来源:网易 ) 杜青翰
有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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